从这种意义上讲，我国目前保增长的实质，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和改革的深化。

南方周末：政府的诚信问题是现在一个新的历史性的问题，对这个新的挑战，开放能不能继续促进其改革？龙永图：应该说，政府现在肩负着更大的任务，我们政府手上还有一些权，最近国务院召开了行政审批的会议，说明我们对于政府手上权力的问题还得进一步按照市场经济的需求把它削弱，让市场起决定性的作用。从规则的建立到充分的实施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日子太好了，就没有改革的压力，没有改革的冲动。现在我们改革的任务还很重，比如对垄断行业怎么改，能不能制定一些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又有利于市场发展和繁荣的规则，需要找到具体路径。从政府诚信抓起，是解决整个社会诚信的突破口，这方面我们政府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国际上来讲，一方面，我们要向全世界做好工作，使他们真正了解中国的开放、中国的发展对他们是一个机会。10年前，我在宣传中国入世的时候，和很多官员的对话，差不多是鸡同鸭讲，现在和官员对话，很容易找到共同的语言，因为我们官员的视野大大地开阔了，很多官员善于吸收西方市场经济好的地方来对比发现自己的一些问题，这种意识比过去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过去十年日子太好了，就没有改革的压力，没有改革的冲动。如果在这个选择上犯错误，会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然而它也要受到支配动植物的生长的那条规律的制约：面积与半径的平方成比例，而体积则与半径的立方成比例……政治与生物不同，存在并不是其根本的目的，仅仅使同类繁衍不绝也不算成功

为什么在药品市场上会出现降价死的现象，即只要药品价格降下来，市场就会出现断货、缺货转而以新名称、新价格重新出现的现象？显然，药品集中采购制度解决不了这样的问题，除非行政权力要把药品市场变成一个完全计划定价的市场。也正是针对这一问题，国务院于2010年11月出台了《建立和规范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采购机制的指导意见》，将基本药物的采购权统一回收到省级卫生行政部门，不再下放二次议价权。应该说，即便不从专业而从常理的角度推测，这样做也是有道理的。这样的路径，2009年出台的医改方案中有明确表述，鼓励地方积极探索建立医保经办机构与医药服务提供方的谈判机制和付费方式改革，合理确定药品、医疗服务和医用材料支付标准，控制成本费用。

药品集中采购制度固然有其善意的初衷，但在市场经济之下，涉及定价机制等市场问题，有没有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才是制度是否有效的关键。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当前药品集中采购的突出问题以及相关规定，就会发现深圳方面提出的二次招标或二次遴选方案，恰恰是一些地方导致药价虚高的突出问题，这也是其多次被否决的直接原因。

这样看来，广东省有关部门否定深圳市提出的二次招标、二次遴选方案，不仅是在严格依规办事，而且其目的也是为了防止药品集中采购由于程序过多而被层层加价。这意味着，一方面要从体制上打破以药养医，另一方面要赋予消费者以话语权。更何况，药品采购过程中，如何通过博弈尽可能地挤掉利润加成中的水分，也是一个需要更多专业知识的问题。这样看来，按照市场规律的要求推进医保谈判机制和付费方式改革，才是真正打破药价虚高的关键所在。

从渊源上看，药品集中采购制度出台的初衷就是为了降低药价，而且制度推行初期，药品集中采购是按照省级招标只确定企业名单，医疗机构进行二次议价的程序进行运作，这意味着药品集中采购环节凭空多出一道，为层层加价、幕后交易预留了巨大空间。来源: 中国青年报 进入专题： 药价 。既然省级部门集中采购是一种控制药价虚高的行政手段，那么市级部门的二次议价等方式也同为行政手段，前者有的弊病后者在付诸实施过程中一点都不会少，难道我们只听一面字词、只看药价虚高之现象，就以丧失基本的理性判断为代价，认为否决降价方案就是错误甚至是导致药价虚高的罪魁祸首吗？事实上，药价虚高的症结，不是行政管制价格思路之下，内部具体制度设计的细枝末节问题，而是以药品集中采购来遏制药价虚高这种思路是否有效的问题。（《中国青年报》12月1日）在因药价虚高而民怨沸腾的语境下，深圳降价方案多次被否决的倾向性报道，很容易让公众把愤怒的情绪加诸多次否决降价方案的省级部门。

药品集中采购制度之所以没有遏制住药价虚高，恰恰因为过于迷信权力干预市场价格的力量，而没有从寻求市场博弈来平衡价格之道入手。进而言之，药价虚高还在于，即便有集中采购作为制约手段，药品定价权还是主要掌握在药品生产企业和医疗机构手中，企业对利润的追求和以药养医的体制，使得两者在抬高药品价格上有共同的利益诉求，加之作为与药价高低息息相关的消费者在定价机制中的缺席，药价屡屡看涨就不足为怪。

据记者调查，为进一步降低药价，深圳有关部门曾多次提出在广东省统一采购平台的基础上，要求对入围厂家、经营企业进行二次招标，对入围药品进行二次遴选，但是，这些建议与方案均未能获得通过来源: 中国青年报 进入专题： 药价 。

为什么在药品市场上会出现降价死的现象，即只要药品价格降下来，市场就会出现断货、缺货转而以新名称、新价格重新出现的现象？显然，药品集中采购制度解决不了这样的问题，除非行政权力要把药品市场变成一个完全计划定价的市场。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当前药品集中采购的突出问题以及相关规定，就会发现深圳方面提出的二次招标或二次遴选方案，恰恰是一些地方导致药价虚高的突出问题，这也是其多次被否决的直接原因。这样的路径，2009年出台的医改方案中有明确表述，鼓励地方积极探索建立医保经办机构与医药服务提供方的谈判机制和付费方式改革，合理确定药品、医疗服务和医用材料支付标准，控制成本费用。从渊源上看，药品集中采购制度出台的初衷就是为了降低药价，而且制度推行初期，药品集中采购是按照省级招标只确定企业名单，医疗机构进行二次议价的程序进行运作，这意味着药品集中采购环节凭空多出一道，为层层加价、幕后交易预留了巨大空间。（《中国青年报》12月1日）在因药价虚高而民怨沸腾的语境下，深圳降价方案多次被否决的倾向性报道，很容易让公众把愤怒的情绪加诸多次否决降价方案的省级部门。应该说，即便不从专业而从常理的角度推测，这样做也是有道理的。

药品集中采购制度之所以没有遏制住药价虚高，恰恰因为过于迷信权力干预市场价格的力量，而没有从寻求市场博弈来平衡价格之道入手。更何况，药品采购过程中，如何通过博弈尽可能地挤掉利润加成中的水分，也是一个需要更多专业知识的问题。

药品集中采购制度固然有其善意的初衷，但在市场经济之下，涉及定价机制等市场问题，有没有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才是制度是否有效的关键。进而言之，药价虚高还在于，即便有集中采购作为制约手段，药品定价权还是主要掌握在药品生产企业和医疗机构手中，企业对利润的追求和以药养医的体制，使得两者在抬高药品价格上有共同的利益诉求，加之作为与药价高低息息相关的消费者在定价机制中的缺席，药价屡屡看涨就不足为怪。

这样看来，广东省有关部门否定深圳市提出的二次招标、二次遴选方案，不仅是在严格依规办事，而且其目的也是为了防止药品集中采购由于程序过多而被层层加价。既然省级部门集中采购是一种控制药价虚高的行政手段，那么市级部门的二次议价等方式也同为行政手段，前者有的弊病后者在付诸实施过程中一点都不会少，难道我们只听一面字词、只看药价虚高之现象，就以丧失基本的理性判断为代价，认为否决降价方案就是错误甚至是导致药价虚高的罪魁祸首吗？事实上，药价虚高的症结，不是行政管制价格思路之下，内部具体制度设计的细枝末节问题，而是以药品集中采购来遏制药价虚高这种思路是否有效的问题。

也正是针对这一问题，国务院于2010年11月出台了《建立和规范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采购机制的指导意见》，将基本药物的采购权统一回收到省级卫生行政部门，不再下放二次议价权。据记者调查，为进一步降低药价，深圳有关部门曾多次提出在广东省统一采购平台的基础上，要求对入围厂家、经营企业进行二次招标，对入围药品进行二次遴选，但是，这些建议与方案均未能获得通过。这意味着，一方面要从体制上打破以药养医，另一方面要赋予消费者以话语权。这样看来，按照市场规律的要求推进医保谈判机制和付费方式改革，才是真正打破药价虚高的关键所在

特别是到了十一五时期，在某些地区还出现了一种开倒车的现象，不是朝着市场化方向发展，而是朝着加强政府和某些国有企业垄断权力的方向发展。另一种是加强政府对于经济的管控和市场的干预，这可能会变成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长时期的持续增长，没有发生改革开放以前那样严重的经济困难，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学习了日本等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办法，采取了出口导向政策，用各种政策手段支持出口，发展对外贸易。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定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

西方国家的早期，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后期，两次产业革命之间的那种增长模式，其特点是靠投资来驱动增长。改革应该从哪里着手呢 我认为，首先是要明确我们到底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经济社会体制。

中国虽然上世纪末期把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框架初步搭建起来了，但是市场化改革其实还处于进行时阶段，旧体制的许多部分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造，政府职能还有待转变，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重组和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革都还行在半途，所以我说大关仍然未过。二是造成了劳动者的贫困化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这些问题和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非常相像。政府应该下定决心进行改革，做到有所为和有所不为。

比如教育，应当改革成什么样子，目前中国教育系统存在的两大特色，即行政化和官本位，应当怎样改，存在很大争议。改革开放以前，我们沿着这条道路走，带来了很大的损失。

从根本上说，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建立一个在法治基础上的公平竞争的市场，促进创新创业潜能的发挥和各行各业的蓬勃发展。1994年汇率改革以后，出口导向政策全面展开，中国对外贸易的盈余由负转正，而且不断增加。

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它会导致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周期性地发生。但消除这些障碍并不容易，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变得说得多、做得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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