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宪法中，社会保障权尽管不是一个明确而完整的条款，但从众多的宪法条款中我们可以推定出关于这一权利的宪法规范。

只有上级法院也认为涉及违宪问题且有明显根据的，它才会再上报直至最高人民法院。当然，基层法院的违宪审查申请仍须逐级上报到高级人民法院，再由高级人民法院将违宪审查申请书递交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

法院递交给违宪审查机关的违宪审查(宪法解释)申请书，对于违宪审查机关而言，那只是一个进行违宪审查(宪法解释)的线索而已。同时，对不同类型的案件可设计不同的程序来进行审理，有利于节约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使宪法诉讼制度与现行政治制度更为契合，实现宪法诉讼制度与政治体制的高度和谐、统一。[8]它才是我国真正的主要违宪审查机关。二、构建我国复合型宪法诉讼制度的基本原则 (一)政治保留原则政治保留原则也可称为尊重现行政治体制原则，是指在建立我国复合型宪法诉讼制度的过程中，须尊重既有政治体制，凡政治体制中已提供解决途径的，就不纳入到宪法诉讼之中。这个设想基于如下考虑:解释宪法并不只是宪法解释机关对抽象的宪法条文所作的说明，而应该包括宪法解释机关在结合宪政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具体情况的基础上对宪法的含义所作的进一步说明。

各级法院的审判委员会是法院的内部决策机构。(2)宪法案件的审判原则。该宣言几经变动，在1793年，自然权利改为平等、自由、安全和财产。

国家和社会保障残疾军人的生活、抚恤烈士家属，优待军人家属。二是社会保障权，它是指由于无法获得必要的财产或者由于失业、年老或残疾等原因，通过工作等仍然无法达到适当的生活水准，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保障权可以补充甚至完全替代由于财产或工作原因造成的能够享受适当的生活水准之不足。并且，在中国现状之下，国家对道德责任和政治责任的承担尤有重要意义。这一规范中的对象人权如何理解呢？笔者认为这一对象包括但应不限于中国政府已签署和批准并未予保留的国际人权公约中的人权内容。

德国1883年《疾病保险法》，1884年的《工伤保险法》，1889年《伤残及养老保险法》，1911年三部法律合为帝国保险法。第二，亦有对国家的政策性规范，如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

第四，同时，2004年的中国宪法修正案中增加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条款，为国家在人权问题上又设定了一条政策性规范。其报告中的三U体系，即普遍性（Universality)：所有成员都应享有社会保障，包括就业与不就业的人口，没有被排除在外（exclusion)。正如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所称：所有公民，作为社会成员之一，都享有社会保障权。社会保障权是20世纪以来各国宪法中普遍具有的二项权利，而这一权利既体现了宪法有史以来的保障公民权利，规范国家权力的基本价值，亦意味着其作为宪法规范应具有的法律意义。

[14]当然，对儿童作为主体，我们亦可以从：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第49条）中引申出来。各权利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关联，不可分割。对母亲、儿童的保护应当包括物质保护和社会保护，但这个规范则为政策性规范，而非授权性或义务性规范，仍然是具有较弱规范性效力之规范。安全的权利与生命、自由、财产这些自然权利一样是基于人类的理性。

其结果是一个无福利的尸位素餐国家。其立宪背景与古典时期的立宪国家不尽相同，也因意识形态等因素而与现代国家的宪法规定有所区别。

其三，国家可以建立得好一些，也可以建立得差一些。对其正当性的探讨是我们对这项权利能有一个深刻的认识之起点，而这种具有正当性之基本权利的实现则不仅是理论而且是宪法实践的终点目标。

但是由于宪法规范的纲领性和至高性，使得许多宪法规范具有了一定的或然性，即行为或事实上具有了一定的不确定性，有人称之为政策性规范。薛小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法学博士。因为国家有一个盾牌：经济发展水平的好与坏或高与低。而没有经济安全和独立，就不会有真正的个人自由，贫困的人不是自由的人，[6]免于恐惧和匮乏的自由与享有言论、表达自由和宗教自由同等重要，均为现代人权之组成部分。它是宪法的价值，也是宪法的核心内容。凯恩斯主义盛行于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以后的西方国家。

这一规范可视作是2004年宪法修正案中关于社会保障制度政策性条款的复合性条款。1958年宪法则规定：法兰西为一个不可分割、非宗教的、民主的并为社会服务的共和国（第2条）。

不论是国家的定位还是权力与责任的配置，都显示出其公民社会保障权利在宪法中应彰显出特别的意义。凯恩斯主义是政府以财政等干预和调节经济生活的重要理论依据。

生命、自由、财产在早期创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宪法中被理所当然地推崇为人权的三大基石，那是因为在那个历史背景下人们所普遍关注的是对抗政府、反对专制的权利。1954年第一部宪法在其第3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第9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

二则它与事实性规范具有相同之性质，均为宪法性规范，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之规范，其他立法与行政行为只能通过具体的行为对其予以保障与实现，而不是相反。相反，它是通过10个法案，从‘二战结束到70年代初期逐渐建立起来的。贝氏报告不仅是一个详尽的关于社会保障的蓝图，而且是社会保障权及其实现的准确诠释。从道德的角度看，战争建立并深化了国民的利他主义精神和对受害者的责任感。

社会主义的理论在不同制度下的世界各国有着不同形态、不同程度的实践。而中国要谨防滑入尸位素餐的非福利国家的泥潭。

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列举和保护的宪法权利不尽相同。仅仅是物质帮助，没有包括非物质帮助，如服务。

国家为社会全体成员提供安全的保护是人的理性。该状态以社会契约说为基础，认为国家权力的正当性来自于人们的认可，国家权力的疆界以保护公民自然状态下的自然权利为起始点，因此国家权力是有限的，政府的职能是最少的。

姜守明等：《西方社会保障制度概论》，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8页。这种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本身即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定程度之产物，但经济发展的水平究竟要达到何种程度才能够建立与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而且，任何制度的建立与健全都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并且，随着经济社会的一体化发展和全球化的趋势，这种宪法权利的发展在国际社会中有了进一步的共识。第二，享有较小的权力，承担较小的义务。

[9]尸位素餐，参见尹伊文：福利国家将带来什么，《南方周末》2009年9月17日，尹伊文将尸位素餐形象地拟为有奶也不给国民吃以区别于喂奶给国民吃的福利国家。这种政策性规范尽管仅仅是国家的一种不完全的宪法责任，但并不能据此否定其作为公民社会保障权利内容的重要性，相反对其重要性的肯定既是对前一条公民授权性规范由可能到现实的必要手段，同时也是对国家承担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的要求。

第四，享有较大的权力，承担较大的义务。国家权力的享有与义务的承担是紧密相关的。

而美国在罗斯福签署的若干重要法案中，对美国社会经济发展影响最深远的立法，当属1935年8月14日生效的《社会保障法》。该规定直接模仿于苏联1936年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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